從911到全球金融危機

  《21世紀》:911對美國經濟和世界格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向松祚: 911在美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影響深遠的事件,次貸危機、美債危機,都和它有非常直接的聯系。2001年,美國還沒有從互聯網泡沫破滅的陰影走出來,911襲擊後,美國民眾的情緒更加悲觀,為提振經濟,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決定采取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從2002年年初到2003年的年中,美聯儲基準利率一直維持在1%的水平,直接催生了房地產泡沫,導致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又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美國實行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後,很多國家也紛紛采取低利率政策,造成全球範圍內的嚴重後果。從2001年、2002年開始,美國、英國、西班牙、愛爾蘭等國相繼出現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同時,低利率讓全球很多金融機構有條件去進行高杠桿的經營和投機活動。所以,911之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深刻的影響了過去十年全球經濟的走向,直接導致了各國的資產價格泡沫、金融機構的高杠桿投機行為,以及泡沫破滅之後的危機。

  在財政政策方面,911對美國的影響更為深遠。克林頓政府期間,美國財政是有盈余的。1998年,美國財政盈余達到GDP的1%,而當時的公共債務規模只有GDP的35%。小布什上臺之後,美國財政狀況迅速惡化,債務規模急劇上升,每年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直接開支達到2500億,還有其他方面的相關開支。到布什兩個任期結束時,美國財政赤字已經達到GDP的3.5%,債務占GDP的比例已經從35%上升到70%。奧巴馬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一方面軍費開支下不來,另一方面需要擴大財政赤字來刺激經濟,導致2009年至2011年,美國財政赤字都超過萬億,甚至超過GDP的10%。

  911之後,美國國內的反恐開支成倍增加。反恐對人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所造成的隱性開支是難以估量的。比如安檢設備的廣泛鋪設、頻繁的恐怖襲擊預警等,都提高了居民和企業的生活和生產成本。同時,美國的移民政策收緊、簽證管理也更為嚴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和國家戰略。

  陸磊:我們觀察到一個現象,即當全球經濟進入一個緊縮期或下行期的時候,在宏觀經濟政策缺乏一定效果的情況下,往往會伴隨著世界政治和軍事格局的動蕩。通過反恐戰爭相應的支出,延續此後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經濟發展,掩蓋了實體經濟的矛盾,其對美國的一個負面影響就是使得它的債務支出越來越高。同時,也使得原本會發生的經濟衰退,通過國家開支相對延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視線,將2001年前後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延後到了2008年。

  我認為,反恐戰爭使得美國的國際經濟、政治地位進一步強化而非弱化,因為它強調了自己在反恐戰爭中的價值觀,反恐是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體系,誰都可以反恐,這就強化了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領袖地位。

  由於美國要以發債的方式解決反恐支出增加的問題,在國際上就形成了一個債權國和債務國的關系,特別是以美國為主的債務國和以中國為主的債權國,這兩個國家各自承擔了不同的職能後,非常有趣地造成了國際經濟格局中生產國和消費國的涇渭分明。正因為如此,美國強化了此後美元的匯率問題,美國貨幣政策對於全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第二大經濟體是債權國,而第一大經濟體在發鈔的時候,就會影響到債權的市場價值。所以,我們看到,當美國的經濟政策發生相應變化時,一定會比以往更加加劇全球經濟的波動,這個波動可能是增長,也可能是下降。當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形成通貨膨脹時,中國由於美元儲備市值的變化,形成應激反應,這一反應是繼續增持美元債券來穩定匯率,從而穩定外匯儲備。

  美國衰退?

  《21世紀》:您是否同意這樣的判斷:911事件是美國經濟和國際地位衰退的起點?

  陸磊:衰退倒是談不上,若說衰退,一定要有比較,即其它經濟體是否崛起、取代它原有的位置?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其它經濟體的衰退比美國更加嚴峻。1999年是歐元起步期,當時的一個判斷是歐洲經濟崛起使得世界經濟更加多元化,經濟格局更加清晰;日本的衰退也正好是1991-2001年,被稱為失落的十年,而從2001-2011年又進入到失落的20年;俄羅斯國際地位的衰退可能更加明顯一些,實際上蘇聯解體以後,一直沒有恢復到它原來的地位。從這段時間來看,美國可能仍然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和政治的領頭羊,這一點並未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是我對過去十年的一個評價。

  但毫無疑問,一些新興市場在崛起,主要以中國為代表;但以中國為代表的崛起和當年日本的崛起、及此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它們的量級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別是日本在戰後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中國也已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日本形成了一種替代關系。因此,老大的地位未變,第二名之後的經濟體卻在重新洗牌,這恰恰是911之後我們觀察到的一個情況。

  其次,美國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力,特別是在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層面的影響力,從1990年代到2001年之間一直是獨一無二的,而在2001年之後呈現出一個逐步弱化的趨勢。即美國老大的地位未變,但老大的影響力,或者說和第二名之間的差距,及在全球層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可能在弱化。其中一個標誌就是1990年代興起的IT技術革命,主要以美國矽谷為代表;而2001年納斯達克泡沫破裂之後,恰恰也是911發生的那一年,時至今日,全球似乎缺乏一個具有領袖地位的產業體系。這個產業體系將會在哪裏產生,目前還不是非常確定,但我個人以為,發生在新興市場的可能性比較低,以中國為代表的產業引領的可能性也比較低。

  向松祚:美國的經濟模式,可以稱為“華爾街模式”或金融資本主義模式,即利用發達的金融市場來配置資源。華爾街模式有其獨特的優勢,它是市場機制的最高表現形式。美國從1789年建國,到1900年時就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只經過了100多年的時間。1900年時,美國的GDP比二、三、四名的總和還大。今天情況仍是如此,美國GDP的絕對規模也比處於二、三、四位中國、日本、德國的總和還大。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是推動美國經濟的核心力量。這一點在911之後也沒有變。所以我們絕不能輕易的下判斷,認為美國已經衰落了。

  格林斯潘在回憶錄裏提到,美國最核心的優勢是制度,而憲法是美國制度的核心,其他的法律制度是在憲法框架下派生出來的。911之後,美國的國家制度沒有改變,華爾街模式仍有生命力。盡管現在美國陷入危機,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信用級別被下調,但是美元地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在上升。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進一步強化,這是我們必須重視的。

  美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制度、教育、科技、金融。制度是根本,教育是基礎,科技是先導,金融是手段。911盡管對美國造成很大的衝擊,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模式,美國仍會沿著金融資本主義這個模式走下去。在全球分工的框架下,美國的產業還將繼續向海外轉移。美國只需要掌握幾個關鍵領域:金融、教育、科技、品牌、設計等,就能夠站在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再加上美國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能夠在全球配置資源,美國的優勢還將持續。

  美國走出危機的路徑

  《21世紀》:此次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結構的哪些深層次問題?您認為美國走出危機的可能路徑是什麽?

  向松祚:我們首先要承認,經濟運行是周期性的,無論采用哪種經濟制度,任何經濟體都是如此。美國經濟的恢復是需要一定時間,我個人判斷至少要到2015年才能好轉。目前采取的量化寬松、財政刺激等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政府不是萬能的,並不能夠通過政策幹預來逆轉或抹平經濟周期。然而當政者必須要有所作為,否則選民就會投反對票。打一個形象的比方,現代醫學證明,人得了感冒需要七天康復,吃藥也得七天,不吃藥也得七天。刺激政策就好比感冒藥,看上去能夠刺激經濟,但會產生副作用,對經濟造成傷害。財政政策雖然能夠暫時起到刺激作用,但也是對未來資源的一種透支。

  美國要真正走出現在的困境,必須進行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美國的市場準入和政策安排要更加開放,尤其在高科技產品、技術市場,要更多對中國等海外資本進行開放。相應的,移民政策也要更加開放。同時,美國正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清潔能源、生物科技、航空航天、互聯網等領域,進行一系列技術創新,培養新的競爭力,這當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形成大規模產業。

  陸磊:美國的經濟結構有它的特殊性,調結構是很難的,就像中國很難從一個生產國變成真正的內需拉動國一樣。所以,指出它的結構性缺陷或深層次問題容易,但改變很難。與其不鹹不淡地指出美國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不如探討它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強?客觀地觀察,我認為美國的生命力依然很強。在它的經濟結構中,次貸危機也好、債務危機也好,肯定暴露出一些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經濟衰退造成了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這恰恰說明了美國這樣一種引領形勢沒有根本改變,全球對於美國經濟的依賴性是非常強的,反過來說明它的競爭力依然非常強。

  次貸危機和美債危機確實暴露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哪裏?當經濟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產業競爭力下降時,我們似乎只能依靠凱恩斯主義來拉動經濟增長。次貸危機暴露出美國經濟中最關鍵的問題,即缺乏引領全球的經濟增長點,而負債又過高。

  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的社會體制是比較成熟的,而這又意味著相對中低層老百姓是得到充分保護的。它的競爭力靠什麽?少數精英。無論是之前美國哈佛、麻省所在的大波士頓區的劍橋,還是現在以斯坦福為代表的矽谷,都是靠少數大學、科研機構、PE和VC,金融資本結合科技創新所形成的一種比較強的產出能力和利潤獲取能力,來養活大多數老百姓的。這種模式到底對不對,不好說。而中國的問題可能是過於新古典主義了,即在微觀上,大量的人通過自己的能力、辛勞獲得相應收入,回過頭才發現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我們缺乏的正是美國這樣的補償機制。

  那麽,我們在等待什麽?等待美國的科技精英和資本精英,這兩種要素的配置再次找到完美的融合點,而不再把過剩的資本配置於那些看起來不太能獲得產出的領域,包括擴張性財政政策、反恐戰爭,實際上都是只能維持支出,不能獲得收益的領域。從需求管理到供給學派,這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演變,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

  我們在等待美國尋找到引領全球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果它找不到,其它國家找到了,美國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走出危機。按照通常情況看,從2008年開始,美國最快也需要4-5年時間,即到2012年底或2013年才能真正走出衰退,理由是它的金融不良資產的處置需要這麽長的時間。若其它經濟體崛起,而美國又沒有找到有效的增長點,那麽即使走出衰退,它還將在低位徘徊較長的時間;除非它能夠再度像當年的IT技術和生物技術革命那樣,引領全球走向一個新的繁榮。

  新格局下的中國道路

  《21世紀》:今年也是中國加入WTO十周年,在這十年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進程?面對國際格局的轉變,中國如何應對?

  陸磊:對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所做的貢獻,不要寄希望過高。中國參與了全球化,但新興市場國家往往經濟管制程度過高,麻煩也隨之產生: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可以在世界上出售更多的產品,有了收益;但中國的微觀基礎層面並沒有做出恰如其分的改變,如對產權的尊重、對民營經濟地位的進一步明確等。所以,把國家作為一個體系來看,中國獲得超額利潤時,就產生了一個分配問題。由於微觀層面未改革,使得財政收入增幅遠高於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更為不幸的是由於發生危機,一般老百姓往往會把拯救危機當作政府的一個必要職能,從而形成大量的支出,如“鐵、公、基”項目。

  表面的收入上升,可能掩蓋日益強化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發展模式在未來是不可持續的。即便中國排名第二,對於全球經濟欣欣向榮的可持續發展,及體制更加健康的發展格局,並未起恰如其分的作用。我們在財務上買單,並不意味著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上能夠引領全球經濟。除非我們能在若幹體制創新,包括現代企業制度、資本市場、股票市場上發生巨大的改變,在市場結構層面有所貢獻,而不是在經濟體量上發生相應的變化。歷史上曾經體量比較大的經濟體如前蘇聯、曾經的日本,正是由於未在上述兩個層面上給世界經濟帶來真實的貢獻,其領導地位才會逐步衰落。因此,理論界和政策界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向松祚:各國經濟的發展原本就是此起彼落的過程。美國在二戰結束之後,GDP約占世界經濟的60%,工業產值甚至占到全球總量的75%。日本、歐洲經濟恢復後,美國的比重下降,現在只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3%。從2000年開始,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的貢獻首次超越發達國家。在未來一段時間,新興市場國家仍會維持增長趨勢。在全球產業重組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在勞動力、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仍將存在。未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會逐步縮小,各國的經濟水平將會逐漸趨同。

  當然,新興市場國家也必須要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貧富差距擴大,影響社會穩定;二是資源匱乏,制約經濟增長。新興市場國家只擁有全球資源的40%,而發達經濟體擁有全球資源的60%,像中國、印度、印尼、孟加拉這些人口大國,資源都是非常匱乏的。新興市場國家能否趕超發達國家,資源是硬約束,並且短期內無法解決。所以,新興市場國家需要有長期的戰略安排,以求突破發展瓶頸。

  對於中國來說,隨著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在貨幣金融方面,我們和國際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貨幣政策的實施難度越來越大。尤其是國際熱錢的進出,更加大了貨幣管理的難度。對於貨幣政策來說,首先我們需要思考:貨幣政策究竟以什麽為準則?我個人認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內,應以匯率的基本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基準,單向升值和匯率浮動對中國經濟是不利的。

  其次,不應再把外匯儲備管理集中在外管局,應簡化手續,大力鼓勵民間資本大規模進行海外投資。同時,要不遺余力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努力將人民幣提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關鍵舉措,就是必須全力推進國內金融開放。

  現在中國改革最遲緩的領域就是國內金融的放開。特別在去年和今年的形勢下,銀行儲蓄存款開始大規模搬家,而民間融資成本極其高昂,許多地方民間融資年利率達到60%-70%,甚至超過200%。一方面貨幣政策緊縮,另一方面信貸大量擴張(上半年我國銀行新增貸款4.17萬億,並不是緊縮,而是相當寬松),但信貸又沒有流到真正需要的企業中去。現在貨幣政策、金融政策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國內的金融沒有開放,國有大銀行和大企業壟斷了大量金融資源。當然,這也不是金融業一個行業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壟斷。其中,金融壟斷必須要盡快想辦法解決。在這方面沒有決斷力和有效的改革舉措,中國要成為一個金融強國就無從談起。沒有金融領域的相關改革,貨幣政策只能是被動的。只有把國內金融放開,鼓勵金融創新,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後,我們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才能夠掌握主動權。當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後,我們就不需要特別擔心匯率的波動,或者說匯率的波動對我們的影響就不會有當前這麽大。在這方面要有長期、大膽的戰略決策和策略,不能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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